一个观察长江中游山乡巨变的独特窗口

□ 李鲁平

《家在石宝山》是作者范长敏家乡生活的记忆，对家乡发展的亲历，对家乡世界的观察与思考。之前，深度剖析和描述中国单个乡村已有诸多范本。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《江村经济》、人类学家杨懋春的《一个中国村庄：山东台头》，以及熊培云的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、梁鸿的《中国在梁庄》等。

虽然上述文本的宗旨都是分析、考察和描绘中国乡村，但文本中的乡村却不尽相同，与之相应的是作者关注的领域和表现方式也各有侧重。《江村经济》着重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经济发展，《一个中国村庄：山东台头》着重的是“人类学”意义上的社区生活，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考察农村现代化之路的艰难与曲折，《中国在梁庄》则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文本，聚焦讲述“梁庄”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变化。

《家在石宝山》与上述文本均不完全相同。笋子沟不是水乡平原的乡村，不是海边的山村，它是长江中游江边的一个山村，它挨着长江干流，却长期缺水，水稻缺水，人也缺水。石宝山缺水来自它的地理环境。它是长江出西陵峡后最后一片山岭中的一个村，从此往下游便是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。下游的董市、枝江海拔都在四五十米之间，石宝山最高却有151米。因此，笋子沟人看得见长江，却难得喝到长江水。在当代的脱贫攻坚战中，石宝山人曾经试图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，但因缺水而未能成功。其次，《家在石宝山》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，但其中又充满了社会学考察的氛围，比如《没有终点的“接力赛”》《寻找消失的“摇篮”》对家族教育、对石宝山村办学的考察和记录。其三，它不是一部研究农村改革和乡村治理的文本，但其中许多篇章又把视线对准了农村的改革和治理，比如《脱贫记》以及写石宝山如何自力更生办电的《永恒的“灯火”》，写村干部的《山岗上的苍松》《未任队长》等等。

更不同的是《家在石宝山》的文体。书里的有些作品如《哦，香樟》《父亲的眼神》《写给母亲》等是饱含深情的散文，但更多的作品却是把采访、纪实、特写、方志及档案调查等融合在一起的非虚构叙事，也许我们可以把《家在石宝山》看作是一个考察长江中游乡村的跨文本。全书分“久远的传说”“纷飞的战火”“蝶变的旋律”“复调的乡音”“不息的火种”“流淌的亲情”六部分。六个部分大致按照由远及近、从历史到当下编排。“久远的传说”是作者家乡的根，文化的根，久远的源泉。作者考察和分析了家乡的几个传说，并指出了其中哪些是真实的，哪些毫无根据。无论关于“石宝山”宝藏的传说、“石宝山”与乾隆下江南的传说，还是笋子沟竹笋神秘灭绝的传说，其实，真假并不重要。今天，大多数石宝山或笋子沟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些传说，但没有它们，“石宝山”便没有了来由和根基。“纷飞的战火”是对笋子沟历史的补充和丰富。对一个乡村，辛勤耕耘、生儿育女、摆脱贫穷固然是历史，战火纷飞、硝烟弥漫、颠沛流离同样也是这块土地的历史。“蝶变的旋律”则通过笋子沟村的脱贫项目、通电、乡村教育、搬迁及住房更新、乡亲与现代化世界的接触、当代大学生与乡村的零距离感受等不同角度，凸显笋子沟蝶变的艰难与曲折。“复调的乡音”选择了笋子沟村的老支书、队长、中小学教师、铁匠、养鸡专业户、单身农民等几个代表人物，在充满深情的叙述中，让读者在人的命运起伏中看到笋子沟村一根根“竹笋”的顽强生命力。“流淌的亲情”纯粹是作者的家族叙事，父亲、母亲、舅舅、胞兄、岳母等虽然是作者的家庭、家族成员，但也是笋子沟的一员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把这些亲情的倾诉，看作是作者对笋子沟和石宝山的倾诉。

与其他作者不同，范长敏对笋子沟的叙述建立在一个特殊的视角上。他是采访者。本书所记录的事件、所提到的人名，他都经过了严谨的采访。书里所写到的每个人，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亲属都看了原稿，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。同时，他是一名敏锐的观察者。在新闻界几十年的生涯中，范长敏在宜昌与笋子沟之间来来往往，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笋子沟的变化。工作期间，他曾多次组织“三农”问题的系列报道。他花了八年时间，梳理和讲述关于石宝山的故事。最后，他是一名亲历者。作为土生土长的笋子沟人，从儿童、少年时代他便开始经历笋子沟的发展和变化。19岁以后，他又以村干部的身份参与笋子沟村的管理。再后来，他虽然走出了笋子沟，但他仍然关心其发展。

这些不同的视角集中在叙述者身上，使得《家在石宝山》与其他关于乡村的非虚构文本明显不同，它既非一个完全意义的社会学、经济学意义的调查和分析文本，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书写巨变的“乡村振兴”文本，更不是一个感叹乡村深受城市化、现代化冲击的乡愁文本，但这些味道、氛围、内涵，在《家在石宝山》中都能品味到。这些宝贵的因素，成就了《家在石宝山》的独特性。某种意义上，《家在石宝山》是一个看待中国乡村世纪之变的窗口，洞察当代中国乡村的充满力量、温暖和筋骨的文本。